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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起源
中藥炮制是隨著中藥的發(fā)現(xiàn)和應用而產生的，有了中藥就有中藥的炮制，其歷史可追溯到原始社會。中藥炮制是在具備如下條件的前提下而產生的。
人類為了生活、生存必須勞動生產，必須獵取食物。人們有時誤食某些有毒植物和動物，以致發(fā)生嘔吐、泄瀉、昏迷，甚至于死亡，有時吃了之后使自己疾病減輕或消失，久而久之，這種感性知識積累多了便成了最初的藥物知識。隨著醫(yī)藥技術的進步，為了更好地發(fā)揮藥效作用，又將這些天然藥物進行一定的采集加工。為了服用方便，還將藥物進行清洗、擘成小塊或判、搗為粗末等簡單加工，這些簡單加工經過積累和發(fā)展，就成了早期中藥飲片炮制的“洗凈法”、“切法”、“搗法”等。這便是中藥炮制的萌芽。因此，中藥炮制是隨著中藥的發(fā)現(xiàn)和應用而開始產生的。
《韓非子·五蠹篇》載：“上古之世……民食果煎蟀蛤，腥臊惡臭，而傷害腹胃，民多疾病。有圣人作鉆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悅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日燧人氏。”《禮緯·含文嘉》明確指出：“燧人氏鉆木取火，炮生為熟，令人無腹疾，有異于禽獸。”
中藥炮制古稱“炮炙”，就是指用火加工處理藥材的方法。由于人類對火的應用，為早期中藥采用高溫處理的“炮炙法”、“藥炒法”的出現(xiàn)創(chuàng)造了基本條件。
據《說文》載：“炮，毛炙肉也。”段注：“毛炙肉，謂不去毛炙之也。”《禮記·內則》：“涂之以謹（瑾）涂，炮之。”鄭玄注：“炮者，以涂燒之為名也。”孫希旦集解：“裹物而燒之謂之炮。”《說文》：“炙，炙肉也，從肉在火上。”《詩經·小雅·瓠葉傳》：“炕火曰炙。”“炮”、“炙”均源于食物加工，中藥炮制的源頭就在于食物的炮生為熟。因此早期的炮制主要是用火加工處理藥物。這種利用火來炮生為熟的知識，逐漸應用于處理藥物方面，從而形成了中藥炮制的雛形。
酒是用于炮制中藥的重要輔料和制藥溶媒之一，酒的發(fā)明與應用，在中國非常久遠，起源于舊石器時代，在新石器時代有所進展，而廣泛應用于奴隸制社會時期。新石器晚期的龍山文化，則發(fā)現(xiàn)有專用酒器，殷商文化中發(fā)現(xiàn)更多的專用酒器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“鬯”字，鬯就是芳香性的藥酒，供祭祖用。人們直接用酒來醫(yī)病，或用作制藥的溶劑制成“藥酒”對抗疾病。酒的發(fā)明與應用，豐富了用藥經驗并被引用于炮制藥物，從而產生了輔料制法，充實了藥物炮制的內容。
人類在長期利用火的過程中，對土壤的可塑性也有了逐步的認識，為陶器的發(fā)明準備了條件。在中國仰韶文化時期（公元前5000年左右），就有了砂鍋、陶罐等烹飪器和儲存器，為早期rrI藥炮制的蒸制法、煮制法、煅制法（陶制煅藥罐）以及存放中藥湯劑等創(chuàng)造了必要的工具條件。陶器的發(fā)明和應用，極大豐富和拓展了炮制的內容。 [2]
技術發(fā)展
中藥炮制是中國歷代醫(yī)藥學家在長期醫(yī)療活動中逐步積累和發(fā)展起來的一項獨特的制藥技術，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，是中醫(yī)用藥特點所在。隨著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的發(fā)展，中藥炮制也在不斷摸索中前進。
通過整理祖國醫(yī)藥中有關中藥炮制的文獻，可以發(fā)現(xiàn)中藥炮制的發(fā)展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：春秋戰(zhàn)國至宋代（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12世紀）是中藥炮制技術的起始和形成時期；金元、明時期（公元13至16世紀）是炮制理論的形成時期：清代（公元17至18世紀）是炮制品種和技術的擴大應用時期；現(xiàn)代（公元19世紀以后）是炮制振興、發(fā)展時期。在此時期的炮制特點和主要文獻如下。
在漢以前，古文獻中所記載的都是比較簡單的炮制內容。
《五十二病方》是中國最早始有炮制內容記載的醫(yī)方書，書中包括了凈制、切制、水制、火制、水火共制等炮制內容，并有具體操作方法的記載，如“取商牢（陸）漬醯（醋）中”；“陳藿，蒸而取其汁”等。并對個別藥物的炮制作用進行了說明，如“止出血者燔發(fā)”。
《黃帝內經》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百科全書，在《靈樞經·邪客》篇中有“治半夏”的記載。“治”即指“修治”，是指減毒的加工處理，可見當時已注意到有毒藥物的炮制。《素問·謬刺論》中所說的“角發(fā)”“燔治”即是最早的炭藥 血余炭。“?咀”是當時的切制飲片。漢代對中藥炮制的目的、原則已初步確立，并出現(xiàn)了大量的炮制方法和炮制品。
中國第一部藥學專著《神農本草經》在序錄中就載有：“凡此七情，合和視之……若有毒宜制，可用相畏相殺者，不爾勿合用也。”這是當時對有毒藥物炮制方法與機理的解釋。書中還指出“藥有……及有毒無毒，陰干暴干，采造時月，生熟，土地所出，真?zhèn)涡玛悾⒏饔蟹ā！标幐杀└墒侵府a地加共，而生熟則說的是藥物炮制了。對礦物藥的炮制，提出了“丹砂能化汞，礬石煉餌服之，石膽能化鐵為銅”，通過炮制改變其藥性。
張仲景在《金匱玉函經》“證治總例”中載藥物“有須燒煉炮炙，生熟有定”，開創(chuàng)了藥物生熟異用學說的先導。還指出”凡?咀藥，欲如豆大，粗則藥力不盡”，闡明了藥物性狀與藥效的關系。而“別搗令如膏，乃稍納藥末中，更下粗多。”更被視為現(xiàn)行藥典“稀釋法”制巴豆霜之始。
《傷寒雜病論》中有關藥物的炮制更多的散見于處方藥物的腳注，與藥物配伍、劑型、煎法、服用相聯(lián)系。如抵當湯：水蛭三十個，熬；虻蟲十三個，去翅足，熬；桃仁二十枚，去皮尖；大黃三兩，酒浸。對毒劇藥應用更謹慎，用法也很有分寸。如附子要求“炮”，“炮去皮，破八片”。其中有些炮制方法已趨成熟。對制藥火候上提出“燒、煉、熬”三者不同。
東晉葛洪在《肘后備急方》中載“諸藥毒救解方”，提出生姜汁可解半夏毒，大豆汁解附子毒，常山、牛膝酒漬服，并記有干餾法制竹瀝，對后世依方炮制提供了基礎依據。
梁代是中國藥學史上第二次總結。《本草經集注》是陶弘景所撰寫的中國第二部中藥專著，它第一次將零星的炮制技術作了系統(tǒng)歸納，說明了部分炮制作用。如“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”，“諸蟲先微炙”，“諸石皆細搗”“阿膠，炙令通體沸起”等。將“?咀”改為切制，內容豐富，方法眾多。
南北朝劉宋時代，雷敦總結了前人炮制方面的技術和經驗，撰成《雷公炮炙論》三卷，是中國第一部炮制專著。書中記述了藥物的各種炮制方法，如揀、去甲土、去粗皮、去節(jié)并沫、揩、拭、刷、刮、削、剝等凈制操作；切、銼、擘、捶、舂、搗、研、杵、磨、水飛等切制操作；拭干、陰干、風干、曬干、焙干、炙干、蒸干等干燥方法；浸、煮、煎、煉、炒、熬、炙、焙、炮、煅等水火制法；苦酒浸、蜜涂炙、同糯米炒、酥炒、麻油煮、糯泔浸、藥汁制等法，廣泛地應用輔料炮制藥物。該書對炮制的作用也作了較多的介紹，如“……用此沸了水飛過白堊，免結澀人腸也。”“……半夏……若洗不凈，令人氣逆，肝氣怒滿。”該書對后世中藥炮制的發(fā)展有較大的影響，其中許多炮制方法具有科學道理。如大黃用蒸來緩和其瀉下作用。莨菪、吳茱萸等含有生物堿，用醋制可以使生物堿成鹽，而增大在水中的溶解度。對揮發(fā)性藥物菌陳，指出“勿令犯火”，即防止高溫處理。對某些含鞣質藥物，如白芍等需用竹刀刮去皮，知母、沒食子勿令犯鐵器，截至2016年仍有指導意義。
唐代在炮制原則系統(tǒng)化和炮制新方法方面有較詳細的記載，在中藥炮制方面有長足進步。
《備急千金要方》是孫思邈所著的中國最早的臨床實用百科全書，在“合和”章中有“凡用甘草、厚樸、枳實、石楠、茵芋、藜蘆、皂莢之類皆炙之”，“凡用麥蘗、曲米、大豆黃卷、澤蘭、蕪荑皆微炒，干漆炒令煙斷。”的記載。在炮制新方法方面，它提出諸石要”漂“，麥冬、生姜“搗絞取汁”；《千金翼方》有反復曝制熟地黃的方法；《食療本草》開始用童便處理藥材；《外臺秘要》始載麩炒法；《仙授理傷續(xù)斷方》中新增了天南星姜汁浸，草烏姜汁煮或醋煮，自然銅火煅醋淬，何首烏黑豆蒸等。
《新修本草》是唐代蘇敬等修訂的世界最早的藥典，首次規(guī)定惟米酒、米醋入藥，將炮制內容列為法定內容，記有作蘗、作曲、作豉、作大豆黃卷、芒硝提凈等法。對礦物藥的炮制方法均有較為詳盡的記載，炮制內容比前一時期豐富。
宋代炮制方法有很大改進，炮制目的也多樣化了，開始從減少副作用到增加和改變療效，從湯劑飲片的炮制而同時重視制備成藥飲片炮制的嶄新階段。
王懷隱所著大型方書《太平圣惠方》，不僅具體記載大量炮制內容，還始載乳制法。在“論合和篇”中，指出“凡合和湯藥，務必精專，甄別新陳，辨明州土，修治合度，分量無差，用得其宜，病無不愈。……炮炙失其體性，篩羅粗惡，分劑差殊，雖有療疾之名，永無必愈之效。”說明了藥物炮制的重要性。
《證類本草》為唐慎微所編撰，該書廣泛輯錄了宋代以前有關藥學方面的文獻，部分保存了現(xiàn)今已失傳的醫(yī)藥書籍等內容，如《雷公炮炙論》等。在《本草綱目》刊行前，一直作為研究本草學的范本。每種藥物之后附有炮制方法，為后世制藥業(yè)提供了藥物炮制資料。
宋代的《太平惠民和劑局方》強調“凡有修合，依法炮制……”并特設“論炮炙三品藥石類例”，專章討論炮制技術，收錄了185種中藥的炮制方法和要求，并逐漸注意到藥物經炮制后性味功效的改變，如蒲黃“破血消腫即生使，補血、止血即炒用”，成為國家法定制藥技術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對保證藥品質量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由于該書篩選了當時通用的方劑及炮制方法，實踐性強，現(xiàn)代應用的許多方法，特別是配制成藥的方法，很多都與該書所列的方法相似。如水飛、醋淬、鎊、紙煨、面煨、巴豆制霜、蒼術米泔水浸等。
總之，在宋以前，炮制的原則、方法，適用品種已初具規(guī)模，是炮制技術的形成時期。
金元時期，名醫(yī)各有專長，張元素、李東垣、王好古、朱丹溪等均特別重視藥物炮制前后的不同應用，炮制輔料的作用，開始對各類炮制作用進行了總結，明代又進一步系統(tǒng)整理，便逐漸形成了傳統(tǒng)的炮制理論。
元代王好古在《湯液本草》中引李東垣“用藥心法”有“黃芩、黃連、黃檗、知母，病在頭面及手梢皮膚者，須用酒炒之，借酒力以上騰也。咽之下、臍之上，須酒洗之，在下生用。大凡生升熟降，大黃須煨，恐寒則損胃氣。至于川烏、附子須炮，以制毒也。”并說：“去濕以生姜”，“去膈上痰以蜜”。張元素在《珍珠囊》中所說白芍“酒浸行經，至中部腹痛。”“木香行肝氣，火煨用，可實大腸。，”葛可久在《十藥神書》中首先提出炭藥止血的理論：“大抵血熱則行，血冷則凝……見黑則止。”著名的“十灰散”就是該書的方劑之一。從藥物炮制方法之多和理論實踐上的重大改進來看，足見金元時期中藥炮制的昌盛明代對醫(yī)藥比較重視，在中藥炮制技術有較大的進步，在炮制理論上也有顯著的建樹。
徐彥純編撰的《本草發(fā)揮》輯自金元諸家的著作，對炮制作用原理上有較多的闡述，如“神曲火炒以補天五之氣，入足陽明胃經。”還提出童便制、鹽制的作用，即“用附子、烏頭者當以童便浸之，以殺其毒，且可助下行之力，入鹽尤捷也”；“心虛則鹽炒之”；“以鹽炒補心肺”等，均為中藥炮制理論的重要論述。
陳嘉謨在《本草蒙筌》的“制造資水火”中指出：“凡藥制造，貴在適中，不及則功效難求，太過則氣味反失……匪故巧弄，各有意存。酒制升提，姜制發(fā)散，入鹽走腎臟，仍仗軟堅，用醋注肝經且資住痛，童便制除劣性降下，米泔制去燥性和中，乳制滋潤回枯助生陰血，蜜制甘緩難化增益元陽，陳壁土制竊真氣驟補中焦，麥麩皮制抑酷性勿傷上膈，烏豆湯、甘草湯漬曝并解毒致令平和，羊酥油、豬脂油涂燒，咸滲骨容易脆斷，有剜去瓤免脹，有抽去心除煩……”。第一次系統(tǒng)概括了輔料炮制的原則。在炮制技術上特別值得提出的是“五倍子”條下所載的“百藥煎”的制備方法，實際上就是沒食子酸的制法，比瑞典藥學家舍勒氏制備沒食子酸的共作早二百多年。
明代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是中國古代最大型的藥學著作，載藥1892種，其中有330味藥記有“修治”專目。在“修治”專目中，綜述了前代炮制經驗，還有很多藥物，如木香、高良姜、茺蔚子、楓香脂、樟腦等炮制方法則是李時珍個人的經驗記載，在炮制方法上有所發(fā)展，例如獨活條，雷教日：“采得細銼，以淫羊藿拌，……二日，暴干去藿用，免煩人一工2，。”李時珍認為此法不切實用，認為“此乃服食家治法，尋常去皮或焙用爾。”對前代有問題的方法，李時珍也加以指正。例如，砒石條，“醫(yī)家皆言生砒經見火則毒甚，而雷氏（雷敦）治法用火煅，今所用多是飛煉者，蓋皆欲求速效，不惜其毒也。”全書記載炮制方法近20種，有水制、火制、水火共制、加輔料制、制霜、制曲等法。其中多數(shù)制法，截至2016年仍為炮制生產所沿用，如半夏、天南星、膽南星等。
龔延賢在《壽世保元》中述及炮制理論問題時曾說：“炒以緩其性，泡以剖其毒，浸能滋陰，煉可助陽，但制有太過不及之弊。”
李中梓撰《本草通玄》對炮制的操作注意事項、輔料制的目的，凈選的目的已作了精辟概括，指m“制藥貴在中，不及則無功，太過則傷性。……酒制升提，鹽制潤下，姜制溫散，醋取收斂……去穰者寬中，抽心者除煩。”
繆希雍撰《炮炙大法》是繼《雷公炮炙論》之后第二部炮制專著。收載了439種藥物的炮制方法，用簡明的筆法敘述各藥出處，采集時間，優(yōu)劣鑒別，炮制輔料，操作程序及藥物貯藏，大部分內容能反映當時社會生產實際，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(fā)展，正如作者所說的“自為闡發(fā)，以益前人所未逮。”并將前人的炮制方法歸納為：炮、烯、博、炙、煨、炒、煅、煉、制、度、飛、伏、鎊、搬、曬、曝、露十七種方法，即稱雷公炮炙十七法。
總之，元、明時期，在前人炮制作用解釋的基礎上，經系統(tǒng)總結而形成理論，是中藥炮制理論的形成時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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